你今天相信陰謀論了嗎？
文/ 羅世宏（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與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的大行其道，已成為全球資訊環境中的重大挑戰。無論是政府、新聞媒體或事實查核機構，都在努力澄清錯誤資訊。然而，許多陰謀論的信仰者不僅拒絕接受查核後的事實，甚至將查核機構視為「操控真相」的工具，進而加以攻擊。這種現象牽涉到心理學、社會學、政治極化、資訊環境等多重因素，使得陰謀論的影響力難以削弱。
根據華人權益促進會（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 CAA）發布的報告《Conspiracy Theories, Lies & A.I.》，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美國華人社群內部流傳大量右翼虛假資訊，例如將川普塑造成「救世主」，並煽動對民主黨繼續執政的恐懼與不信任。該報告指出，這類陰謀論內容透過文化語境與歷史創傷加以強化，使其在華人移民群體中特別具有影響力。
什麼是陰謀論？
「陰謀論」是一種試圖解釋重大事件或社會現象的敘事方式，通常主張這些事件並非偶然發生，而是由少數掌握權力的精英或秘密組織精心策劃的結果。這類理論經常涉及隱藏的動機、欺騙性的行動以及有組織的陰謀。例如，有些陰謀論認為美國政府掩蓋外星人存在的真相，或是特定跨國企業在背後操縱全球經濟。
根據《陰謀論的心理學》一書的說法，陰謀論的特點包括不信任官方資訊、尋找表面上無關的事件之間的關聯，以及將反駁或事實查核的內容視為陰謀論的一部分。這些特點使陰謀論能夠迅速傳播，特別是在缺乏透明度或不信任政府的環境下更容易發展。
歷史上，陰謀論對社會和政治產生過深遠影響。例如，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於1963年遭到刺殺後，各種與此不幸事件相關的陰謀論迅速傳播開來，許多人懷疑官方報告的結論，認為刺殺可能涉及美國政府高層、中央情報局（CIA）、蘇聯或黑手黨。正如學者Olmsted所指出的：「陰謀論的強大之處在於，它能夠將真實的歷史事件與人們的恐懼結合，塑造出一個充滿懷疑的社會氛圍。」
911恐怖攻擊後，陰謀論盛行，有人認為美國政府事先知情甚至參與策劃，並以此作為出兵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藉口。儘管缺乏實證支持，仍有許多人堅信該事件背後存在更深層的政治動機。就此，學者Hellinger進一步指出：「當政府失去公信力，陰謀論便會趁虛而入，成為公眾理解世界的替代框架。」
又如在新冠疫情爆發後，陰謀論更進一步影響全球防疫工作，導致許多人拒絕接種疫苗。諸如「疫苗含有微型晶片」、「疫苗會改變DNA」等說法，儘管已被大量科學證據駁斥，仍然廣泛流傳。學者Hoffmann強調：「陰謀論並不需要證據，它只需要迎合人們的恐懼與不信任感，就能夠迅速擴散。」
此外，1969年阿波羅11號登月成功後，陰謀論者聲稱所有登月影像都是在攝影棚內拍攝的，並懷疑美國政府操縱NASA資訊。儘管大量科學證據證實人類確實登上月球，但此類陰謀論仍然盛行，影響公眾對科學與官方機構的信任。
認知偏誤與心理防禦機制
這類陰謀論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甚至面對事實查核結果仍不動搖，與認知心理學、社會動態、媒體環境的交互作用息息相關。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是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人們傾向於尋求、接受符合自身信念的資訊，並忽視或否定相反的資訊。這使陰謀論信仰者對事實查核毫無興趣，甚至認為查核結果本身是操控輿論的手段。
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 則進一步強化這種傾向，亦即有些人在接觸到與自身信念相悖的資訊後，不僅不會改變觀點，反而可能更加堅持自己的立場。
另一個因素是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這是指人們根據情緒與立場來解讀資訊，而非基於理性分析。例如，前引CAA 報告指出，美國華人社群流傳的陰謀論之一，是將美國民主黨描述為「共產黨」的延伸，利用華人對極權政府的恐懼來激化對立。這類情緒性敘事，使人們更容易接受符合其恐懼與價值觀的虛假訊息，而忽略事實查核機構提供的資訊。
社會認同與群體極化
當然，陰謀論不僅是個人的認知問題，還涉及社群及認同因素。當個人將某種信仰與自身身份認同連結時，他們會對抗任何挑戰該信仰的資訊，因為接受事實等同於背叛其所屬群體。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可以說明此一現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發現，保守派選民更容易接受來自右翼媒體的資訊，並對自由派媒體抱持高度懷疑。同樣的，右翼華人社群透過封閉式平台（如 WeChat 和 Telegram）建立自己的「資訊過濾泡泡」，導致成員只接收符合特定政治立場的資訊，進一步強化其信念。
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則進一步強化這種現象。《陰謀論與民粹主義：虛假訊息的政治》一書指出，極端右翼群體往往利用陰謀論來加強內部團結，使其成員對「外部敵人」產生強烈對立情緒。
陰謀論：民主政治的暗傷
陰謀論對民主政治的影響極為深遠。歷史上美國政府曾多次隱瞞事實，例如冷戰時期的情報作戰，導致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下降，進而助長陰謀論的興起。正如Olmsted所言：「當政府的行為不透明時，陰謀論的空間便隨之擴大，公眾將選擇相信與其懷疑最契合的敘事，而非理性驗證的事實。」
在川普時代，陰謀論從邊緣敘事進入主流政治，例如「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敘事被右翼媒體和政治人物廣泛使用，以削弱政府機構的正當性，進一步強化公眾對民主制度的不信任。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披薩門」（Pizzagate）陰謀論爆發，指控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及其競選團隊在華盛頓特區某家披薩店運營一個涉及戀童癖的地下組織。此一毫無根據的指控最終導致一名男子持槍闖入該餐廳，試圖「解救兒童」。儘管該事件被證實為假，但它充分顯示了陰謀論如何迅速激化民眾行動，甚至影響公共安全。
陰謀論不僅影響選舉結果，還對政府決策產生負面影響。例如，在2020年美國大選後，川普陣營持續散布「選舉舞弊」的陰謀論，指控選票遭到竄改，最終導致2021年1月6日的美國國會暴動。這起事件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意味著陰謀論已從輿論戰場進一步延伸到實際行動，甚至直接威脅美國的民主體制。
不僅美國，歐洲的極右翼勢力也頻繁利用陰謀論操控選舉輿論。2022年法國總統選舉期間，極右翼候選人馬琳·雷朋（Marine Le Pen）支持者在社群媒體推動「移民大取代」（Great Replacement Theory）理論，聲稱法國政府有意以穆斯林移民取代本地人，這種毫無證據的說法加劇社會對立，並影響選民行為。
大量的學術研究結果指出，當政府或政客利用陰謀論來煽動支持者，會導致社會內部的信任下降，並破壞政府機構的正當性。正如學者Uscinski清楚地指出：「當公民對政府與媒體失去信任，他們更可能轉向極端組織或社交媒體上的虛假資訊源，進一步加劇社會的分裂與極端化。」
陰謀論的影響並不僅限於國內政治，在國際關係同樣扮演著關鍵角色。某些國家的政府不僅在國內利用陰謀論抹黑對手，更用製造和散播陰謀論的手段介入他國選舉。例如，俄羅斯長期利用虛假訊息攻擊西方民主國家，甚至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被指控干預選舉，通過社交媒體放大美國內部的政治分歧。
另一個案例是新冠疫情期間，中美兩國互相指控對方是病毒源頭，並伴隨一系列陰謀論的散播，例如「美國軍方在武漢散播病毒」和「中國故意製造病毒作為生物武器」，這些說法雖無可靠證據支持，卻顯著加劇兩國間的外交對立，影響國際合作抗疫的進程。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陰謀論的盛行對社會信任、政治穩定及公共政策形成巨大挑戰。無論是削弱政府與媒體的公信力，或是影響科學與醫學決策，陰謀論的後果都相當深遠。再者，由於它往往迎合人類的認知偏誤與群體認同需求，僅靠事實查核難以完全消除其影響。
要有效對抗陰謀論，除了加強媒體素養教育，提升公眾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之外，政府與平台業者也應負起更積極的責任，減少陰謀論內容的擴散。透過建立開放透明的資訊環境，重建政府與新聞媒體的公信力，並強化公民對可靠資訊的接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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