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物武器」到「加薩保險套」：假訊息成USAID爭議的政策工具

記者／陳培煌；責任編輯／陳偉婷

1月20日，川普甫就任美國總統，隨即下令暫停所有對外援助90天，以審查資金是否符合「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並任命科技富豪馬斯克領導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負責精簡行政體系、削減聯邦支出，並對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進行大規模整頓。馬斯克宣稱每一分納稅人的錢都應該用在「正確的地方」，但外界質疑DOGE介入政府機構運作過深，甚至影響美國對外援助的長遠戰略布局。

而首當其衝的USAID——官方網站被關閉、數千名員工遭解僱，全球各地的援助計畫被迫中止，導致許多依賴美國援助的國家陷入困境，公共衛生、教育與基礎建設項目受到嚴重影響。

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社群網路訊息充斥著各種未經證實的USAID傳言及假訊息，部分還來自川普政府、馬斯克與其他政府官員。

網路社群的USAID假訊息 

指控USAID資助媒體，弱化媒體功能。2月6日，川府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實社群」（Truth Social）發文稱「看起來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其他機構已經竊取了數十億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假新聞媒體，作為製造民主黨好故事的『報酬』。」該訊息被一位中國學者轉發批評「USAID資助左媒」後，迅速獲得中文網路世界的關注。

不過，這是一則假訊息。USAID僅在2023-2024年間支付約4.4萬美元，用於訂閱《Politico》旗下專注能源議題《E&E News》媒體服務，這是政府機構為獲取專業資訊的常規支出，並非「資助」媒體。

宣稱USAID資助生物武器研究。馬斯克在其擁有的X平台暗示USAID資助的研究可能導致新冠病毒的誕生，並稱其為「生物武器」。這番言論與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廣為流傳的病毒來源陰謀論不謀而合。

然而，「USAID資助包括新冠肺炎在內的生物武器研究，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缺乏實質證據支持，美國頂尖地緣政治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文章指出，傳言為「陰謀論」，目前沒有明確證據顯示新冠病毒是由實驗室洩漏，或由USAID資助的研究所引發。

台灣社群平台也流傳一段訊息，宣稱「USAID花5000萬買保險套給加薩巴勒斯坦人製作武器」。該傳言源自白宮發言人李維特（Karoline Leavitt）1月28日首次出席白宮記者會的發言，稱此事是由馬斯克團隊和總統預算辦公室共同發現。隨後馬斯克在X平台轉發發言人說法，並推文稱「冰山一角」。

不過，查核報告顯示，USAID自1960年代起推動家庭計畫與生殖健康（FP/RH）計畫，提供避孕用品和相關醫療資源，幫助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民眾獲得生育健康服務，受援國家與地區沒有加薩走廊或巴勒斯坦，該計劃2023年財政年度報告，也沒有購買保險套運送至加薩走廊或巴勒斯坦等資料。

根據《CNN》報導，馬斯克2月12日出席白宮記者會時（白宮YouTube直播影片），面對記者詢問「美國花費5000萬美元向加薩地區提供保險套」是錯誤資訊時回應：「我所說的某些事情可能是不正確的，應該被更正」、「所以，沒有人會做得完美。任何人都會犯錯，但我們會迅速行動來更正錯誤」。

當政府「公器混用」：更正資訊不敵錯假訊息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廖舜右指出，馬斯克時常針對政治議題發表看法，但這些言論的內容往往資訊不全，甚至帶有爭議。馬斯克在X平台發布的部分指控，即便未經查證或細節模糊，仍會被認為「方向是對的」，這種情況讓外界難以反駁，因為即使指出其中的不精確，支持者仍然會相信其大方向沒有問題。

廖舜右指出，美國不同選民群體對「真假」的態度存在明顯分歧。對部分選民而言，訊息的真偽並非重點，關鍵在於它是否符合自身的價值觀和立場——「只要做我認同的事，我就會支持」。這種心理使得政治人物在言論上有更大操作空間，即便內容有錯誤，仍能獲得支持。也有選民更重視政府的「課責」機制，他們或許同意「政府需要改革」，但前提是政策必須建立在真實的基礎，而非「莫須有」的指控。

「這類問題的核心在於『公器混用』。」廖舜右表示，當公權力被用來推動特定論述時，往往難以回頭。政府機構或政治人物一旦釋出訊息，無論真假，民眾往往會選擇相信第一時間接收到的內容，而後續的更正訊息，卻往往難以真正扭轉原本錯誤資訊所造成的影響。因此，當錯誤訊息進入公共討論，真真假假混雜之下，社會大眾對政府和媒體的信任也會逐漸動搖。

這引發另一個關鍵問題。廖舜右說，如果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員發表錯誤訊息，他們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在現實中，很少看到馬斯克或川普政府的官員因為散布未經查證的訊息而負起責任。這並非一次性的失誤，而是一種系統性的做法——未經查證的訊息被直接拿來使用，推動特定政治目的。

二戰以來總統皆支持對外援助，唯川普例外——共和黨批USAID納意識形態計畫

多年來，共和黨和民主黨對於USAID的存在價值並非完全否定，但兩黨對於該機構的「資金分配」和「運作方式」有不同的關注點與立場。二戰以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總統，皆積極支持對外援助——唯獨川普例外。

不過，部分共和黨人認為USAID是抗衡中國影響力的重要工具，而另一派則認為USAID已經被自由派掌控，浪費納稅人資金。外電報導分析，共和黨抱怨USAID超越了消除貧困和帶動經濟發展等核心優先事項，轉向受意識形態驅動的綠色能源和社會計畫。他們曾警告民主黨人，這些計劃可能會削弱共和黨的支持。

曾擔任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目前為政治大學政治兼任教授李栢浡指出，從歷史脈絡來看，美國兩大政黨對於USAID的態度高度一致，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將其視為拓展海外影響力的重要工具，從未對其角色提出根本性的質疑。這也顯示，USAID的存在不僅僅是單純的國際援助機構，更是美國在全球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USAID演變：從冷戰抗衡蘇聯，到新冠疫情醫療援助，再到支援烏俄戰爭

李栢浡表示，不同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或聯合國的原則，美國的援助策略更側重於政治影響力的擴展。USAID長期以來扮演著美國外交戰略的重要角色，特別是在中東地區，對以色列、埃及等國家的援助規模較大。這些資源並非單純的經濟支持，而是美國透過援助來維持並強化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1961年，時任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 依據國會通過的 《外國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成立USAID。當時正值美蘇冷戰最激烈的時期，甘迺迪認為美國應該透過更有效的對外援助來抗衡蘇聯的影響力。然而，他認為國務院的官僚程序過於繁瑣，效率不彰，因此決定成立一個專門負責國際援助的機構。

1998年，美國國會正式將USAID確立為獨立機構，賦予其更大自主權，以提升國際發展與人道援助的效率。這項決定讓USAID更靈活地執行任務，減少官僚干預，使其在推動美國外交政策與全球發展方面發揮更直接的作用，如減貧、醫療援助、戰後重建與民主發展等國際挑戰。

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RS）報告，自1990年代以來，健康領域一直是USAID資金投入最多的領域，特別是2004年起，透過國務院的「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畫」（PEPFAR），該機構獲得大量資金支持。2020年因應新冠疫情，健康相關的援助更進一步增加。

然而，這一趨勢在近年發生變化。2022財政年度顯示人道援助首次超越健康領域，成為資金投入最多項目。而在2023財政年度，治理（Governance） 取代其他領域，成為USAID最大的資助項目，主要原因是美國對烏克蘭政府的直接財政支持。

美智庫學者：USAID應該被調整，而不是摧毀

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索博利克（Michael Sobolik）撰文指出，川普政府希望將美國的對外援助重新聚焦於國家利益，這一方向無可厚非。然而，在調整USAID的過程中，如果忽略了那些對美國安全和國際領導地位至關重要的計畫，恐怕會適得其反。

過去8年，USAID推動多項針對中國的戰略計畫，包括2020年川普政府的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發起的「乾淨網路計畫」（Clean Network），協助各國移除華為等中國企業的電信設備，減少其對美國及盟友的網路安全威脅。

索博利克指出，另一個是USAID「基礎設施交易顧問服務」，資助美國企業，與中國國有企業（SOE）及「一帶一路」（BRI）項目競爭。該計畫由川普政府於2019年推動成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USAID協助帛琉建設海底電纜。

索博利克說，儘管拜登政府與川普在許多外交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在對抗中國影響力方面仍延續前朝部分策略。2024年USAID撥款130萬美元協助多明尼加修復港口，阻止中國企業介入。諸如這類計畫對美國的全球戰略與盟友關係至關重要。

外媒報導，部分共和黨議員也將USAID視為美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其在國家安全和抗衡中國影響力方面至關重要，並擔心川普的做法過於極端。

《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專欄作家柴特（Jonathan Chait）的文章認為，馬斯克的偏執已經變成官方政策，川普利用其陰謀論作為拆解USAID的正當性理由，這不只是單純的政策分歧，而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即個人情緒與錯誤資訊正在驅動重大政府決策，可能對美國的全球地位和民主體制帶來長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