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事實查核工作坊/台北場】報導二:李雪莉 深度調查報導應做到Harsh but Fair

【2019事實查核工作坊/台北場】報導二:李雪莉 深度調查報導應做到Harsh but Fair

特約記者/劉雨婷

在資訊瞬息萬變的當代,各家媒體都搶著發布最迅速的即時消息,卻忽略報導在贏得速度的同時,可能喪失了正確性與可信度;即便是願意花成本下去製作的深度調查報導,過程中也可能因為錯誤的判斷與環境影響,令人對其追查到的「事實」打上問號。

對此,優質新聞發展協會與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在7月20、21日的「2019事實查核與調查報導工作坊」台北場活動中,邀請到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和大家分享在記者實務中,如何面對追查事實所遇到的挑戰,以及製作深度調查報導時的調查技法。

李雪莉從編輯的角度,提出了四點審稿建議

「這是個難以看到事實全貌的時代。」

在現今各國媒體高度競爭、有心人士刻意操弄資訊的世界,記者要在越來越短的期限內做到蒐集、寫稿、確認實在不容易。然而,相較於單純找到錯誤資料,李雪莉認為是否可能被錯誤訊息引導、接收到真實但片段的資訊、寫稿受到記者個人經驗與意識形態影響等問題,可能是記者與編輯更值得注意的挑戰。

她感嘆近二十年來,社會上的有權者與公關部門越來越有意識地操弄資訊,試圖讓人看不見真相。例如公部門常以「其他國家也都這樣做」來帶過之所以做或不做一政策的原因,然而當記者實際交叉比對各國情況,有時便能發現對方究竟是「不能做」還是「不想做」。如何不被其錯誤訊息給豢養、具備主動追查與問問題的能力而不被誤導,對身負揭露事實之責的記者是一大挑戰。

「當我們說『新聞是時間的作答』,有時它可能是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的,無法一次告訴你冰山全貌。」


圖1 :李雪莉認為事實就像是一座冰山,記者和編輯應懂得區分手中的資訊,究竟是哪一結構。/攝影:劉雨婷

李雪莉以冰山理論比喻,表示有時記者看到的只是真相的碎冰或冰帽,而非冰山全貌,萬萬不可因見獵心喜,便以片段資訊下定論。但若想藉由碎冰繼續往下追查的話,記者只能拿時間來換,沒有其他的捷徑。例如曾獲得第十六屆卓越新聞獎平面類調查報導獎的《造假.剝削.血淚漁場》系列報導,便耗費她至今兩年半多的心力,才窺探到部分遠洋漁工處境的事實。

此外,她也提醒大家別小看記者個人經驗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因為即便是資深記者,有時也會不自覺在詮釋新聞的手法上受到主觀意見影響,而並不僅是抵制加油添醋這麼簡單。

李雪莉指出,雖然台灣媒體界長期重視好記者甚過於好編輯,但若此時能有編輯點出記者的盲點,甚至提供經驗和更精準的用詞,讓新聞回到事實本身,便能有效避免此問題發生。

以製作血淚漁場調查報導的經驗,分享五種調查技法

李雪莉接著分享五種調查技法,首先便強調取得第一手文件的重要性。

她表示,過往的記者較不重視這點,多仰賴人物採訪,或是採訪專家再轉述專業知識,卻忽略受訪者可能帶有偏見、誇大、說謊等風險;現今雖能輕易找到許多二手數據,但可能只是片段資訊,錯誤率又高。相較之下,取得一手文件可能雖費時費力,卻是可信度最高的有力證據。

她建議,記者可盡量約在受訪者辦公室採訪,甚至去執行相關計畫或監控的地方走走看看,有助於提高拿到或看到一手文件的機會,例如書信公文、調查報告、照片或影音等。另外,事件相關的論文研究、紀錄片、可信的報導等有一定事實基礎可作為證據的資料,亦包括在一手文件的範圍內。

而要確保資料來源可信,關鍵是記者能否找到深喉嚨提供資訊。她曾經為了尋找願意受訪的科學觀查員,按照深喉嚨提供的名錄一個個打電話拜託,堅持不懈的拜託那些語帶玄機的對象受訪,最終不僅成功採訪到,更得到許多電子或手寫的珍貴一手文件,成為報導中的有力證據。她也藉此呼籲年輕記者,拿到受訪者電話仍有其必要性,畢竟社群網站實在太容易搞消失了。

「別只盯著自己要的文件,其他資料或許也能幫助你形成故事。」

但她也提醒,對於一手文件應保持開放心態,有時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像是她除了蒐集最需要的境外漁工相關文件以外,其他諸如船上請傭兵保護的合約、人員造假的報告等,她也不放過,並藉此了解一些專業術語,幫助她釐清遠洋漁業的現實情況和與受訪者溝通。

此外,因為記者對於願意受訪的人,往往容易有「撿到籃裡都是菜」的想法,而忽略現有素材其實仍不足以炒成一道美味的菜。記者如何採訪到關鍵事件裡的關鍵個案,而不是只訪到相關受訪者就滿足,李雪莉認為這點十分重要。

在血淚漁場報導二部曲的製作過程中,當時她透過綠色和平組織的調查報告,成功循線找到在台灣仲介從事柬埔寨漁工人口販運一案中,其中一位被告的巨洋(Giant Ocean)仲介公司的當事人盧天德。當她詢問對方是否願意受訪,出乎她意料的對方一口答應,並對於自己被指控是人口販子感到憤怒與委屈:「為什麼不給我說話的機會?」

「即便不對他抱持同理心,對方也應該有能說明他所相信的事實的機會。」

由於過往在移工相關議題中,多半難以採訪到仲介,加上多起案例證明,使得仲介常被視為是壓迫、加害移工的惡人,人們對該職業抱有無數揣想。但她認為,記者不應對受訪者先預設立場,以為每件事情都必然有絕對的惡人而擴大詮釋。因為環境的不同,好人也可能為惡,重要的是讓事實本身說話,才能寫出公允的報導。


圖2:即便盧天德受訪的動機是為了澄清自己的清白,但由於不先預設立場,李雪莉才能透過透過他拿到重要的一手資料,其中包含巨洋案中530位漁工資料。/攝影:劉雨婷

「加害者跟受害者都有很複雜的面貌,但你可以把他們都寫出來,讓人對加害者不只是恨跟討厭。」

基於以上的信念,在訪問過程中她雖然很直接反問盧天德的痛點,但她也從訪談中得到許多內情與資料,像是透過行賄非法出境、詳細條列各漁工背景與隱私的「漁工庫存表」等,並了解到仲介在實務上的為難之處,例如仲介會先幫船東代墊高達上千萬的雇用漁工們的薪資,儘管我國漁業署官員否認有這樣的情況。而負責採訪涉嫌虐死印尼漁工Supriyanto的事發船船東與仲介的記者,也從一開始的敵視抗拒,在了解對方第一次貸款買船就接連發生兩起死亡事件,而在採訪完後轉變成同情的態度,都再再顯示真相全貌的複雜。

除了上述兩點,李雪莉也以印尼漁工Supriyanto之死為例,說明記者可以透過各式資料與證據如當事人的自拍影片、合約書、遺物等,來盡可能還原故事,讓死人說話。而唯有具備相關事件跨時、跨國的知識,記者才不容易被有權者或企業以部分真實來迴避問題和矇騙。

另外,她也表示反覆的田野調查有其必要性,因為對方是人,有時在一些因素與條件下,不會一開始就全盤托出,唯有持續追蹤才有可能了解真正的案情究竟如何。例如〈法律縱放下的權宜船 消失的幽靈船主〉,該篇專題便是因為當事人後來向她吐實,她才進而回頭挖掘該事件的問題,並透過報導來澄清真相。

如何面對調查報導出刊前後,記者的人身安全問題?

由於深度調查報導旨在揭發被忽略或掩蓋的問題,甚至可能會因此遇上危險情況。記者究竟如何在調查中兼顧自己的人身安全,令人好奇。

但面對該疑問,李雪莉坦言,由於台灣真的是非常安全的環境,讓記者們--包含她本人在內都過度有安全感,在追查新聞時基本上都沒有考慮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只有在要去採訪仲介時,被提醒可能需注意才買了罐防狼噴霧,除此之外並沒有多做其他措施。

「因為我們太專注在報導上,沒有人可幫我們到注意這些事,但沒顧慮到安全其實很不好。」她坦承,記者的安全防護和媒體公司是否有資金進行相關保障作業有關。例如美聯社便為其記者提供加密封鎖的電腦,也聘用工程師從事相關資安協助,但報導者目前並無餘裕資源可做,讓她自嘲可能的解方就是「把自己的保險保高一點吧!」


圖3:在難以看到事實全貌的年代,盡可能拼湊出事實全貌,寫出公允批判的報導,是身為這個時代的記者最大的挑戰與目標。/攝影:劉雨婷

除了採訪時記者的人身安全,由於深度調查報導多帶有批判性,如何讓報導盡可能含括相關資訊的同時,卻又不偏離事實,降低出刊後可能面對的安全威脅,都考驗記者在調查過程中所取得的決定性證據是否充足

「我覺得做任何專題,都應該要寫到讓被抨擊的人買單。」

李雪莉坦言,當爭議性高的報導初刊出時,即便立論與證據皆十分紮實,她依舊會感到緊張,擔憂接到相關人士的抱怨、批評電話。但她堅信,若是內容處理得足夠公平,即便相關人士有再多不滿,其實也不能拿他們怎麼樣。

「Harsh, but Fair.」這便是她製作深度調查報導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