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事實查核工作坊／台北場】報導二：李雪莉　深度調查報導應做到Harsh but Fair

記者劉雨婷／報導

在資訊瞬息萬變的當代，各家媒體都搶著發布最迅速的即時消息，卻忽略報導在贏得速度的同時，可能喪失了正確性與可信度；即便是願意花成本下去製作的深度調查報導，過程中也可能因為錯誤的判斷與環境影響，令人對其追查到的「事實」打上問號。

對此，優質新聞發展協會與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在7月20、21日的「2019事實查核與調查報導工作坊」台北場活動中，邀請到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和大家分享在記者實務中，如何面對追查事實所遇到的挑戰，以及製作深度調查報導時的調查技法。

李雪莉從編輯的角度，提出了四點審稿建議

「這是個難以看到事實全貌的時代。」

在現今各國媒體高度競爭、有心人士刻意操弄資訊的世界，記者要在越來越短的期限內做到蒐集、寫稿、確認實在不容易。然而，相較於單純找到錯誤資料，李雪莉認為是否可能被錯誤訊息引導、接收到真實但片段的資訊、寫稿受到記者個人經驗與意識形態影響等問題，可能是記者與編輯更值得注意的挑戰。

她感嘆近二十年來，社會上的有權者與公關部門越來越有意識地操弄資訊，試圖讓人看不見真相。例如公部門常以「其他國家也都這樣做」來帶過之所以做或不做一政策的原因，然而當記者實際交叉比對各國情況，有時便能發現對方究竟是「不能做」還是「不想做」。如何不被其錯誤訊息給豢養、具備主動追查與問問題的能力而不被誤導，對身負揭露事實之責的記者是一大挑戰。

「當我們說『新聞是時間的作答』，有時它可能是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的，無法一次告訴你冰山全貌。」

圖1 :李雪莉認為事實就像是一座冰山，記者和編輯應懂得區分手中的資訊，究竟是哪一結構。／攝影：劉雨婷

李雪莉以冰山理論比喻，表示有時記者看到的只是真相的碎冰或冰帽，而非冰山全貌，萬萬不可因見獵心喜，便以片段資訊下定論。但若想藉由碎冰繼續往下追查的話，記者只能拿時間來換，沒有其他的捷徑。例如曾獲得第十六屆卓越新聞獎平面類調查報導獎的《造假．剝削．血淚漁場》系列報導，便耗費她至今兩年半多的心力，才窺探到部分遠洋漁工處境的事實。

此外，她也提醒大家別小看記者個人經驗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因為即便是資深記者，有時也會不自覺在詮釋新聞的手法上受到主觀意見影響，而並不僅是抵制加油添醋這麼簡單。

李雪莉指出，雖然台灣媒體界長期重視好記者甚過於好編輯，但若此時能有編輯點出記者的盲點，甚至提供經驗和更精準的用詞，讓新聞回到事實本身，便能有效避免此問題發生。

以製作血淚漁場調查報導的經驗，分享五種調查技法

李雪莉接著分享五種調查技法，首先便強調取得第一手文件的重要性。

她表示，過往的記者較不重視這點，多仰賴人物採訪，或是採訪專家再轉述專業知識，卻忽略受訪者可能帶有偏見、誇大、說謊等風險；現今雖能輕易找到許多二手數據，但可能只是片段資訊，錯誤率又高。相較之下，取得一手文件可能雖費時費力，卻是可信度最高的有力證據。

她建議，記者可盡量約在受訪者辦公室採訪，甚至去執行相關計畫或監控的地方走走看看，有助於提高拿到或看到一手文件的機會，例如書信公文、調查報告、照片或影音等。另外，事件相關的論文研究、紀錄片、可信的報導等有一定事實基礎可作為證據的資料，亦包括在一手文件的範圍內。

而要確保資料來源可信，關鍵是記者能否找到深喉嚨提供資訊。她曾經為了尋找願意受訪的科學觀查員，按照深喉嚨提供的名錄一個個打電話拜託，堅持不懈的拜託那些語帶玄機的對象受訪，最終不僅成功採訪到，更得到許多電子或手寫的珍貴一手文件，成為報導中的有力證據。她也藉此呼籲年輕記者，拿到受訪者電話仍有其必要性，畢竟社群網站實在太容易搞消失了。

「別只盯著自己要的文件，其他資料或許也能幫助你形成故事。」

但她也提醒，對於一手文件應保持開放心態，有時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像是她除了蒐集最需要的境外漁工相關文件以外，其他諸如船上請傭兵保護的合約、人員造假的報告等，她也不放過，並藉此了解一些專業術語，幫助她釐清遠洋漁業的現實情況和與受訪者溝通。

此外，因為記者對於願意受訪的人，往往容易有「撿到籃裡都是菜」的想法，而忽略現有素材其實仍不足以炒成一道美味的菜。記者如何採訪到關鍵事件裡的關鍵個案，而不是只訪到相關受訪者就滿足，李雪莉認為這點十分重要。

在血淚漁場報導二部曲的製作過程中，當時她透過綠色和平組織的調查報告，成功循線找到在台灣仲介從事柬埔寨漁工人口販運一案中，其中一位被告的巨洋（Giant Ocean）仲介公司的當事人盧天德。當她詢問對方是否願意受訪，出乎她意料的對方一口答應，並對於自己被指控是人口販子感到憤怒與委屈：「為什麼不給我說話的機會？」

「即便不對他抱持同理心，對方也應該有能說明他所相信的事實的機會。」

由於過往在移工相關議題中，多半難以採訪到仲介，加上多起案例證明，使得仲介常被視為是壓迫、加害移工的惡人，人們對該職業抱有無數揣想。但她認為，記者不應對受訪者先預設立場，以為每件事情都必然有絕對的惡人而擴大詮釋。因為環境的不同，好人也可能為惡，重要的是讓事實本身說話，才能寫出公允的報導。

圖2：即便盧天德受訪的動機是為了澄清自己的清白，但由於不先預設立場，李雪莉才能透過透過他拿到重要的一手資料，其中包含巨洋案中530位漁工資料。／攝影：劉雨婷

「加害者跟受害者都有很複雜的面貌，但你可以把他們都寫出來，讓人對加害者不只是恨跟討厭。」

基於以上的信念，在訪問過程中她雖然很直接反問盧天德的痛點，但她也從訪談中得到許多內情與資料，像是透過行賄非法出境、詳細條列各漁工背景與隱私的「漁工庫存表」等，並了解到仲介在實務上的為難之處，例如仲介會先幫船東代墊高達上千萬的雇用漁工們的薪資，儘管我國漁業署官員否認有這樣的情況。而負責採訪涉嫌虐死印尼漁工Supriyanto的事發船船東與仲介的記者，也從一開始的敵視抗拒，在了解對方第一次貸款買船就接連發生兩起死亡事件，而在採訪完後轉變成同情的態度，都再再顯示真相全貌的複雜。

除了上述兩點，李雪莉也以印尼漁工Supriyanto之死為例，說明記者可以透過各式資料與證據如當事人的自拍影片、合約書、遺物等，來盡可能還原故事，讓死人說話。而唯有具備相關事件跨時、跨國的知識，記者才不容易被有權者或企業以部分真實來迴避問題和矇騙。

另外，她也表示反覆的田野調查有其必要性，因為對方是人，有時在一些因素與條件下，不會一開始就全盤托出，唯有持續追蹤才有可能了解真正的案情究竟如何。例如〈法律縱放下的權宜船 消失的幽靈船主〉，該篇專題便是因為當事人後來向她吐實，她才進而回頭挖掘該事件的問題，並透過報導來澄清真相。

如何面對調查報導出刊前後，記者的人身安全問題？

由於深度調查報導旨在揭發被忽略或掩蓋的問題，甚至可能會因此遇上危險情況。記者究竟如何在調查中兼顧自己的人身安全，令人好奇。

但面對該疑問，李雪莉坦言，由於台灣真的是非常安全的環境，讓記者們－－包含她本人在內都過度有安全感，在追查新聞時基本上都沒有考慮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只有在要去採訪仲介時，被提醒可能需注意才買了罐防狼噴霧，除此之外並沒有多做其他措施。

「因為我們太專注在報導上，沒有人可幫我們到注意這些事，但沒顧慮到安全其實很不好。」她坦承，記者的安全防護和媒體公司是否有資金進行相關保障作業有關。例如美聯社便為其記者提供加密封鎖的電腦，也聘用工程師從事相關資安協助，但報導者目前並無餘裕資源可做，讓她自嘲可能的解方就是「把自己的保險保高一點吧！」

圖3：在難以看到事實全貌的年代，盡可能拼湊出事實全貌，寫出公允批判的報導，是身為這個時代的記者最大的挑戰與目標。／攝影：劉雨婷

除了採訪時記者的人身安全，由於深度調查報導多帶有批判性，如何讓報導盡可能含括相關資訊的同時，卻又不偏離事實，降低出刊後可能面對的安全威脅，都考驗記者在調查過程中所取得的決定性證據是否充足

「我覺得做任何專題，都應該要寫到讓被抨擊的人買單。」

李雪莉坦言，當爭議性高的報導初刊出時，即便立論與證據皆十分紮實，她依舊會感到緊張，擔憂接到相關人士的抱怨、批評電話。但她堅信，若是內容處理得足夠公平，即便相關人士有再多不滿，其實也不能拿他們怎麼樣。

「Harsh, but Fair.」這便是她製作深度調查報導的信念。